不论是李继迁还是袁恪，都勉强称得上是“枭贼”，都具备被时人称之为豪杰的气质，没有到绝境，总是选择要挣扎一二。

但是，刘旸可以坐视榆林的混乱，放弃除城镇之外几乎所有地区的控制权，但也不会任由叛贼行动。对进攻城镇的乱军严防死守，对劫掠运输线的贼军更是重点打击。

像李、袁这等在朝廷甚至是刘皇帝那里都挂了号的叛首，也是刘昉的重点目标，按捺不动，只是策略问题，属于战术沉默，并不代表一成不变，自缚手脚。

因此，当李、袁二贼先后出击，汉军也随之而动。李继迁一路，以孟玄喆为主将，代郡公折御卿、温末骑将潘罗支等副之，率步骑一万五千北上，寻李继迁而击之。

孟玄喆、潘罗支不需再多说，折御卿的身份显然要特殊一些，这可是刘昉的表叔，现年二十六岁，也是折氏如今的当家人。

大汉诸多功臣爵位，二十四公，三世而降，代国公爵，从折从阮开始，先传折德扆，再传折御勋，折御勋盛年早亡，因其无子，在刘皇帝的恩旨之下，以年轻的折御卿继兄之爵。

事实上，若纯以血脉传承，按照大汉爵位继承体系，折御勋无后，收回代公爵也是说得通的。但是，凡事总有例外，且不提折家在军界的影响力，就冲折贤妃的面子，刘皇帝也得开个特例。

不过，到折御卿之时，代国公爵已无法保持，降等世袭，改封代郡公。除了本身特例属性，也另具意义，那就是成为了大汉最顶级贵族承袭降等世袭的开端。

毕竟，二十四功臣，除了王章、王竣这样传无可传者，其他家族，一、二代大多还在，折家，只是走得有些快

当然，折御卿并不只是靠着一个身份才得重用，人虽年轻，但军事才干十分突出，此前担任太原兵马都指挥使，此番榆林平叛，也在调兵遣将之列。

袁恪那一路，则以田重进为主将，率领以禁军为主的三万多官军西进，辅以灵盐地方军队，合击袁恪叛军，不只是为了阻止袁恪渡黄河，蹿入河西，更是打算将之彻底消灭在灵州境内。

这样规模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榆林生乱以来，官军第一次真正发力，动辄数万之众，当然，这也是刘昉准备了数月之久的结果，动则成霹雳之势。

这还是在保证榆林“大戒严”以及城镇守备、后勤保障的基础上，为何区区一个榆林叛乱，要调动十几万大军进剿，就是为了保证完全的控制，不论你如何闹腾，局势都稳稳地置于官军掌握之下。

隆冬动兵，固然不是一个好时节，但恶劣的天气是同样的，即便叛军属于“主场作战”，但他们的日子，实在难过，否则也不会急着做困兽之斗，都是官军逼的。

相比之下，官军除了与严寒的天气做斗争之外，衣食是得到充分保障的，衣食足，则军心稳，杀贼有战功，伤亡有抚恤，这就是绝对实力的碾压。

李继迁之北上，也暗怀狡猾心思，有调动官军，寻机歼灭一部，打一场胜仗，收取缴获，为来年开春的作战，争取空间。

而从结果来看，他的目的达成了一部分，官军确实出动了，但在孟玄喆的率领下，突出一个苟字，没有搞分进合击之类的花哨战术，就是集中兵力，踵迹而行。

斥候哨骑撒得很广，军队骡马化，随军物资充沛，随时可战，随时保持着战斗力，绝不冒进。遇到叛军的突袭骚扰，便坚决反击，却不急于分散阵型，寻求扩大战果。

两军一路纠缠着北上，在沙漠戈壁、烈风寒地之间比拼厮杀，但是，不论李继迁筹划什么阴谋，实行什么战术，骚扰迟滞也好，佯装败退也好，官军始终不动如山。

到最后，李继迁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不得不拿出一些实际性的诱惑，率军北上，越过早已冰封的黄河，去进攻丰州。

丰州作为榆林道最北端的辖区，在榆林动乱的这一年多，就像个局外人一般，始终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及，因为李继迁的作乱热区，始终在南部相对富庶且党项聚集地带。

直到今年秋冬之际，榆林叛乱大爆发，在朝廷的整体平叛策略下，丰州当地官军方才真正戒备起来。丰州此地，人口不多，军队不多，但是有着大汉边境城镇最基本的特点，那就是坚固牢靠。

叛军之来，也不急不忙，坚壁清野，据城死守而已。而叛军在丰州当地搜掠一番，没有太大收获后，逼向州城，并且迅速展开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