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10日，农历丙子年腊月二十九。

除夕。

这一年，对于力行社来说，是具有了重大改变的一年。

各区、站站长都接到了一个看起来并不重要的命令。

即日起，尽量不称呼“力行社”、“复兴社”。

而是建议使用该组织的官方称呼：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

简称为军统局第二处。

这个建议，毫无可以指责之处。

军统局第二处，这是最官方的称呼。

1932年4月1日，戴笠领导的“联络组”扩大为“力行社特务处”，也称“情报处”，于是后来有不少人认为“军统”前身是“力行社”之原因。

实际上，戴笠的特务处虽然在名义上隶属于“力行社”，但它们有自己的沿革且一直独立行事，并非实质上的从属关系。

特务处仅在最初几个月的工作经费是由“力行社”补助，每月亦不过几千元。

为解决经费问题，1932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了“调查统计局”，这个机构下设两个处，特务处被划归该局，设为第二处。

这个“军统局第二处”是为了给特务处作掩护的名义而设置，同时在政府机关下的机构可以正式领预算，经费问题便有了着落。

所以力行社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官方称呼，大家无非习惯了而已。

转折点来自于去年的“双十二事变”。

事变发生之后，戴笠失声痛哭，一筹莫展，认为委员长凶多吉少，很难有活命的可能。

焦虑中的戴笠甚至生出奇思异想，寻找能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爬越城墙救出委员长。

可惜这不是武侠小说，没用。

随着宋美龄等主和派发声与各方势力调解，“双十二事变”竟开始向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了。

听闻宋美龄决定飞往西安，戴笠自告奋勇同去。

由此，戴笠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他成为了委员长最信任的亲信之一！

他大权独揽，力行社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甚至，戴笠的很多重要决定，无需向委员长进行汇报，自主决定即可。

这份信任，或者说是宠爱，在国民政府各级官员中是很罕见的。

戴笠的命运改变了，其他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军统局第二处的命运也开始发生了改变。

无论是委员长还是戴笠，都决定将第二处逐渐从和力行社的关系中剥离。

“双十二事变”就如同一条分界线。

在这个过程中，力行社发生了重大分裂，有人驻站，有人主和。

力行社的骨干贺衷寒、邓文仪、刘建群等人都站在了宋美龄的对立面，坚决主张讨伐。

而在此之前，他们犯了一个致命错误：

事变中，力行社无一份报告警告西安可能出现叛变，没有尽到防范未然的责任！

所以戴笠直接管理的特务处虽然名义上隶属于力行社，但两者在“双十二事变”中的表现天壤之别，因此戴笠的崛起和力行社的衰弱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这个建议由各区、站长，传达到了各科、组长中。

力行社的称呼开始减少，这些人开始普遍称呼自己为“军统局第二处”的。

但彼时的戴笠，还只是军统局的一个处长。

可是真正的军统局，已经呼之欲出。

军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