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方面获悉后，立刻秘密成立了一个“侦缉黄案专门小组”开展工作。

不过奇怪的是，监视了一段时间，既没见须磨“看望”黄浚，也没见黄浚去“拜访”须磨。

原来黄浚在须磨的指示下，为逃避嫌疑，规定近来绝对不能直接打交道，而是采取了更隐蔽的途径与手段。

不久黄浚的狐狸尾巴就被“侦黄小组”捉住了。

该小组人员见黄浚下班后，既不乘车，也不带随从，经常独身一人到南京市玄武湖畔散步。

他爱吃巧克力糖，但从不将糖纸随便扔掉，而是将糖纸夹着一张纸条放到公园一株大树的树洞内。此处很偏僻，一般人是不去的。黄浚走后不久，就有一个朝鲜人来取走。

“侦黄小组”摸清其规律后，当黄浚将糖纸和纸条放置树洞走后，朝鲜人尚未来取之前，将纸条取出来，照了相，然后按原样放在树洞中。

朝鲜人来取此情报时，又偷着把他也照了相。但不知黄浚是有所察觉还是日特有命令，军校逃车事件后，再没见黄浚来玄武湖。

“侦黄小组”分析，黄浚绝不会死心，一定会让他集团中的其他成员代替自己。果然，监视黄浚汽车司机的人员发现，这个叫小王的司机经常到新街口附近一家外国人开办的咖啡店去喝咖啡。

他每次进店后，就将自己的礼帽挂在衣帽间的衣架上。几乎与他同时，就有一个日本人进店喝咖啡，也将一顶与小王同样的礼帽挂在小王挂礼帽的衣架上。

那个日本人喝完咖啡先离店，将小王的礼帽戴上扬长而去。小王喝完咖啡，就戴上日本人那顶礼帽离去。“侦黄小组”分析，这大有问题。

“侦黄小组”还发现那个从咖啡店走出来的日本人戴着小王的礼帽有规律地骑车走入中山路逸仙桥南一家“私人医院”。

事后得知，这家“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秘密联络站。那个日本人名叫河本明夫，名义上是日本总领事馆的管理员，实际上是须磨手下的一个情报员。

他有时也与黄晟在这里碰头。

黄浚传递情报的渠道和手段以及有关人员的材料是搞到手了。但情报的内容还没全掌握。为此，“侦黄小组”又设了一计。

当河本明夫晚上从“医院”中走出来乘自行车回日本领事馆的途中，行至与中山路垂直相通的汉口路时，突然从汉口路冲出三个骑自行车的“冒失人”，猛地冲向河本，河本躲闪不及，连人带车被撞翻在地，头上的礼帽也甩落在地上，被风吹出了十几步远。

冒失人眨眼间便不见了。

河本的自行车摔坏了，头破血流，手臂带伤，但他的头脑还清醒，跌跌撞撞地要站起来拾地上的帽子。但刚走几步，疼痛难忍，又摔倒在地。就在这时，来了两名穿制服的交通警察。

扶起河本把他抬进汽车，一名说送他到附近的马林医院去治伤。河本说必须捡回那顶帽子。

另一个则说，帽子丢不了，我帮你去捡，你不是日本人吗？我们警察是“保护”你们的！

撞车的人和两名警察实际上都是“侦黄小组”的成员。那名警察将帽子先拿到附近一家独门小院内，队长丁克勤正等在那里，将礼帽夹层中的情报拍照后，再将情报按原来的样子放好，让“警察”赶往医院将帽子归还河本。河本捏了一下礼帽，确认情报没丢，一块石头落了地，对“警察”说了好几句谢谢。

“警察”一走，他也就回须磨处去了。须磨此后又派了一个叫山口的人代替他。

“侦黄小组”将黄浚出卖情报的罪证拿到手后，立即报告谷正伦。谷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深夜去蒋介石处报功，并建议立即逮捕黄浚及其集团成员。

对此，“侦黄小组”又作了研究，设下一个圈套，让黄浚集团全部往里钻。办法是伪造一封须磨给黄浚的信。这是由“侦黄小组”成员“伪造印信专家”皮伯圣干的。

他在丁队长的口授下，模仿须磨的笔迹与口吻写了封给黄浚的信，大意是嘉奖黄浚，指示黄浚在次日晚11时，约齐所有“有功人员”在黄公馆聚会，届时须磨亲自到场向有功人员发巨额奖酬和表示关怀。

伪造信写好后，由“侦黄小组”成员伪装那家咖啡店的服务员悄悄潜入衣帽间，将伪造信放进山口那顶礼帽的夹层之中。

而山口和河本一样，到此店喝完咖啡，即将小王的礼帽带走，小王也和往常一样，将山口的礼帽戴上，去黄浚处报功。

黄浚虽然狡猾，但并没看出破绽。他按“须磨”的指示信于第二天晚11时，将其全部成员集合在自己的公馆内，等候主子来发奖。

时间到了，来“发奖”的不是须磨，而是“侦黄小组”的成员及大批武装特工人员。

就这样，黄浚集团成员全部被捕了。